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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府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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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明珠嵌把边江,两岸换装日月忙。草绿花红着妙景,街新园美裹银装。东沟西路霓灯照,北舍南楼映彩光。玉带河滨青蔓绕,游人伴水影成双。”
  这首景东文人李开运老先生所作的诗名为《赞景东新城区》,从自然、人文两面道出了新时代景东城的妙处,漫步街头,尤其夜色遮瞒住具有西南边陲地理标识的高山青树,更让人以为身在中国最普遍的都市中。即便是夜幕揭开,景东的现代化气息仍会充满视觉、嗅觉等一切感知神经,使人丝毫无法将这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与比《木府风云》还要惊心动魄的民族兴衰故事联系到一起,更无法想象这座在全市面积不是最大的县城曾经是周围几个州、市的统治核心。
  “景东彝族自治县”是我们认识的景东“今生”。但它的“前世”与此大不同,首先“景东”这个当下的固用名就面临着替换的威胁,翻开史籍,景东一地,从古到今,使用过许多地名———柘南、开南、南桾、银生、猛谷、景董、景东,以史书推算,柘南是景东最古老的名字。
  名字虽不同,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这些名字全都出于傣语,因此也颠覆了“彝族自治县”的“今生”,以傣语名流传于世说明景东曾经的主体民族是傣族,并且傣族曾是这一地域的统治者。要揭开傣族在景东历史上的兴衰,“陶府”是无法绕开的一个目视对象,“陶府风云”是“景东史记”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陶府的土司制度文化是景东历史文化的光辉印记和伟大遗产。
陶府世家千年基业的留影   
  翻开李开运老先生最新版的《陶府传》,陌生与新奇是难免的。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中,陶府都已与“今日的景东”失去了重合,它的维度只在“昨日的景东”,到如今它只存在于发出霉尘味道的“故纸堆”中,只有在《蛮书》、《元史》、《明史》、《傣族史》这些泛黄的书页里才能触摸到这个不能称之为“王朝”但也算是“王国”的留影。
  陶府的存在形式是白纸黑字与图画雕塑,而能够证明其存在过的证据在更深处的地下。1988年深秋,在景东县城河东街凤凰山麓下的陶府遗址,发掘出了“显考知府陶讳金”墓和陶金的夫人墓,还有一大批珍贵文物瑰宝,包括金银礼祭器物和金银装饰物,如金面具、金碗、金筷、金壶、金叶、金盘、金手镯、金花和万历通宝、铜镜。根据云南省文物专家张曾奇、郭自芳、熊正一和泰国法政大学教授素密等人的考究论证,认定陶金及其夫人的墓葬是至今傣族出土文物之首,堪称世界一绝。
  从这些被尘土覆盖的“金子”中,我们得以窥见陶府当年的富贵荣华,也间接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历史力量。借助李开运先生的《陶府传》、《芳草地》等书,我们可以梳理出一部景东傣族史,演绎出一部陶府风云。
  欲说陶府,先说傣族。最早从族源上追溯,我国的傣族属于古越人的族属。远在新石器时代,古越人就已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特征,有肩石斧、段石锛、印纹陶器等,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而云南境内的古越人早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就有记载,是今傣族的先民。
  虽然汉武帝关注过古越人,但景东傣族土司制度的真正开始是在唐朝。其时,大理蒙氏建立了强大的南诏国,境分二都督、六节度,其中银生节度、永昌节度、丽水节度建立在傣族地区,而以银生节度为最大。《傣族史》载:“唐时……西双版纳为南诏银生节度管辖地。”可见,银生节度成了云南南部傣族各部落的统领地。开南大土司居住在川河坝子,统领数百个大小傣族土司部落,养有一只强大的傣族民兵。“建都镇塞,银生于黑嘴之乡”,实际上,唐朝时的银生已形成了以开南大土司为中心的统治南方的“傣族王国”了。此时的景东傣族统辖地区,远到西双版纳、老挝北部、缅甸八百媳妇国,近有者乐、威远、镇沅、猛统、猛缅、大候(今云县)等地。
  宋朝时,据《通志》、《元史》、《回夷馆考》等记载,到南诏国后期,开南地区的傣族逐渐强大,军事力量膨胀,基本统一了南方的傣族土司部落,并联合各傣族土司部落以武力将南诏蒙氏逐出银生节度,迫其北迁至威楚(今楚雄),此后三四百年中,以景东为中心的广大傣族地区成了“徼外荒僻之地”,“遂为生蛮所据,宋氏大理段氏莫能服”,也就是说大理段氏政权曾讨伐过景东的傣族土司部落,但没有成功。李开运总结说,这一时期的银生地区成了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傣族土司王国。
  景东傣族土司真正纳入中央政权管辖是在元代。元朝至顺年间,傣族大土司阿只弄遣子罕旺,不远万里进京进献驯象、金银等,请元帝将开南州升为景东军民府,统辖威远、案井(镇沅)、者乐(恩乐)等广大地区,元朝准奏,阿只弄理所当然地成为知府。自此,景东傣族土司及其管理机构正式进入皇家史册,告别了金齿、银齿、黑嘴、绣面等象形粗略说法的记载。景东军民府上管军下管民,权力极大,官衔为正五品。
  明朝时,朝廷大军抵达楚雄后,景东傣族土司俄陶派通事姜固宗以及阿哀到楚雄向明朝卫官柳指挥使献马160匹、银3100两、驯象2头,并交出前朝元代所赐的印信。明朝大喜,委任俄陶为知府衔,赐给文绮、袭衣,颁发府印、准许世袭其职。俄陶死后,明朝赐其姓陶,其子陶干继承知府一职,“陶府”自此而名。陶府和明朝派到景东设防的神策卫军共同构成“土卫相宜、土卫相投”的政策措施,因此给景东带来了五百年的太平繁荣。李开运根据兵数测算,明初景东傣族人口应为8万人左右。
  景东傣族陶氏知府土司在明朝延续了15任,近300年。清朝代替明朝时,陶府归顺,并多次出兵助清剿灭叛乱。清代统治者废除了明朝的“卫官”,增设“流官”,称“掌印同知”,以“流官管土官、土官管土民”的形式进行间接统治。到雍正时,如火如荼地实行“改土归流”制度,景东邻近的元江、镇沅、威远等都废除了土官,唯独景东傣族土司得以保留,这与景东傣族土司一如既往地服从清朝调遣、支持清朝政权的行动有巨大关系,道光《云南志钞》中说“陶氏,土司中最恭顺者”。中间除第24任土司陶熊有罪被黜革外,陶氏在清一代共延续了10任土司。
  陶府知府到第26任陶琨时,回族起义,杜文秀手下大都督蔡德春率五万军队进攻景东,攻陷陶府,陶琨无子由弟弟陶珍袭职,陶珍于咸丰七年死于回族起义。
  章回小说《陶府传》在最后一回中描述道:“陶府后院着起了大火,浓烟腾空,湮没了哀牢与无量,川河水在抽泣,凤凰山低下了头,五龙无可奈何地叹气,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陶府大印失落了,陶家衰败了,夷民隐姓埋名,四处逃亡……难民们背井离乡,南逃他国,八百年的傣宗陶府拉下破碎帷幕。”

土司列传土司典范的剪影   
  景东傣族土司制度世袭千余年,有七百多年是与轮番更替的中央王朝和平共处,堪称少数民族土司制度的一个楷模,尤其从元朝开始并入中央王朝统治系统后,景东傣族涌现出多位值得大书特书的土司典范。
  从所掌握的史料推断,阿只弄应该是第一个与中央王朝正式打交道的景东傣族土司。他向元朝进贡本基于一时之气,元朝时的行政机构设置为省、路、府、州四级,而景东在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被平,改为开南州,行政级别最低。阿只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并未因此采取强硬姿态和措施与元朝交恶,相反还派自己的儿子带着丰厚的礼物进京进献,请求将开南州“提级升格”变为“府”。此举博得了元朝的好感,准许开南州变为景东军民府,阿只弄为知府,他是景东傣族土司中被中央统治系统承认的第一位“知府”。
  阿只弄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政治头脑,也为后世子孙传授了延续祖宗基业的长效“秘笈”,成为子孙处理土司与皇帝关系的楷模对象,之后的数百年间,无论朝代更替,还是战乱纷杂,历代景东傣族土司都牢固遵守“阿只弄路线”,为景东傣族土司制度保持持久的生命力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第3任知府俄陶身处元朝与明朝的代际更替之中,其时明朝立、元朝亡的大势已定,期间景东傣族土司有14年的历史是一片空白,结束空白的年份为1382年,事件是俄陶派遣姜固宗、阿哀一汉一傣二人向进驻楚雄的明军进献驯象2只、马160匹、银3100两,贡物极为丰厚,并交出元朝印信,与前朝划清界限,显出识时务的态度。丰厚的贡物、谦恭的态度、适时的行动使俄陶获得了明朝的赏识与信任,景东军民府丝毫未变,俄陶的知府职位也未更动,并接连坐了15年的知府“官座”,加上明朝无暇顾及的14年,俄陶在知府位至少坐了29年。俄陶死后,明朝赐以“陶”姓,其子正式取名陶干,接任第4任知府。
  在20多任土司之中,俄陶是少有的“两朝为官”之人,在两朝更替之中,能够很快获得新王朝的认可,并保留住旧王朝的统辖疆域和官衔职位,俄陶对阿只弄精神的继承和个人政治智慧的发挥已经十分充分淋漓了。俄陶因此成为最蒙朝廷恩宠的土司之一,能够得到皇帝赐姓,早于著名航海家郑和被明成祖朱棣赐姓数年。
  俄陶还显现出过人的经济头脑,在农业经济方面,制定了“奉田为屯”政策,以农业为基础,进行多种经济经营,使景东傣族地区形成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
  第10任知府陶金被李开运称为“强硬派”,在他身上有着世袭知府中少有的敢于冒犯朝廷官员的记录。嘉靖年间,陶金因出征战功显赫,皇帝赐蟒衣一袭。为了庆贺此事,陶金邀请府、卫官员操阅陶家兵马,并设宴款待。千户卫官陈禛看到陶金身穿蟒衣心中不服,借着写字的机会将墨水泼到了蟒衣上,陶金并未忍气吞声,尔后用毒酒将陈禛毒死。
  陶金的强硬还表现在对地盘的捍卫上,者乐甸土官刀重、刀仪来犯,陶金先后斩杀之,并抢回被掠走的印信,足见其统治期间的强大势力和强硬作派。同时,现在出土的陶府土司文物中也以陶金时最为夺目。
  陶金之子、第11任知府陶淞的功绩在于文化教育方面。陶淞本人重视儒学教育,他任知府期间,在各地办起了义学:河东土府一所、城内一所、城外文德坊一所,接着又在者干、蛮窝、猛统、兴隆、泰和、民乐、保甸、戛里、蛮禄等地办了10多所义学。儒学的兴办大大改变了当地的风俗习惯,从前大事使用傣文、小事使用木刻的书写习惯逐渐消失,汉字实现大幅普及。
  如果说阿只弄、俄陶、陶金、陶淞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那么第6任知府陶赞、第12任知府陶明卿的功绩则主要集中于军事。陶赞在明正统年间三征麓川,立下大功,明朝给他晋级,授予“大中大夫、资治少尹”的阶衔;而陶明卿在明天启六年率7只战象到贵州平叛,大败安邦彦,立下大功,轰动朝野。

史实通鉴风云变幻的倒影    
  中国民族众多,土司制度纷繁,而景东傣族土司制度一直备受瞩目,其原因是很值得玩味的,首先必须理清景东傣族土司的不寻常“业绩”。
  按照李开运所做的统计,景东傣族土司传袭:元代162年,明代276年,清代241年,总计679年左右。如果连唐宋时开南傣族土司统治都算上,景东傣族土司制度就有一千年的历史了。历史翻云覆雨、变幻莫测,而景东傣族土司能够经历唐、宋、元、明、清各朝依然岿然不动,保持长久的世袭统治,在民族发展史上形同一个“神话”,是极为罕见的。
  存在的过程是不断面对、应对和消除威胁的过程。客观来看,景东傣族土司面对的内部威胁大概有两个,一个是生计问题,让治下的傣族群众过上富足生活是维持统治稳定的基础;一个是阶层问题,统治阶层能够一直保持进取心和与时俱进的灵敏,没有陷入到腐朽、僵化的窠臼中,是长治久安的保障。
  同样,外在威胁也有两个,一个是来自其他少数民族,地盘、财物等成为争夺对象时,民族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仇恨也会越积越深,不少民族的衰亡都因为此;二是来自中央王朝,统治中国的中央王朝不断更迭,民族政策也不断变化,因此少数民族政权的存废一直处于不确定中,如清朝的“改土归流”虽然不是民族灭亡政策,但民族的政权体系因此消亡。
  将内外威胁综合起来分析,与景东傣族土司的一贯作为进行比对,就能够清晰发现景东傣族土司创造“神话”的秘密。
  李开运从政治、文化、农业经济、军事四个方面解开这个“秘密”。他总结,政治上政权执行“府卫相设”、“土流并治”的路线,文化上向中原地区靠拢、贴近,经济上实行“奉田为屯”的策略,军事上积极服从朝廷调遣征战。
  在笔者看来,这四点原因在本质上都可以落在“政治”二字上,或者可以说文化、农业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做法都是政治路线的衍生和补充。从阿只弄开始交好中央王朝、向中央王朝靠拢、服从中央王朝领导的政治路线一直被贯彻执行下来,对中央王朝在文化、经济、军事各方面采取的政策都从政治大局出发绝对服从执行,景东傣族土司以此来表达和完成与中央王朝的贴近靠拢。
  文化上兴办儒学教育,从1442年就已开始,既有卫官进驻兴办汉学的被动影响,也是景东傣族主动接纳汉文化、学习汉文化、融入汉文化的直接要求,因此加速了民族同化的过程,并培养出中央王朝接纳、傣族人民崇敬的傣族官员,如景东府的土经历杨大用,先后任政司经历、知事、布政参议等,成为解决和协调各民族间矛盾的致用人才。
  经济上的“奉田为屯”政策源于明洪武二十三年有五千军队调入景东,解决军资衣食问题就迫在眉睫。当时俄陶统治的中心地带川河坝子有三四万亩田地,还有临近管辖着的猛统、民乐、者乐的坝子,他将良田肥地奉献出来,让明军耕种,采取了“耕屯并举”的办法,解决驻军的吃饭问题。而中原士兵和湖广一代商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加快了景东地区的农业发展,进而带动促进了经济繁荣,改变了经济所有方式,景东地区开始从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变。
  军事上尤其在明清两朝,傣族士兵参与的几次较大的战争都是奉调征战,景东者吉之战、三平麓川思伦发、平叛贵州、征战四川建昌、征明元谋吾必奎叛等,都是对中央王朝“以夷制夷”办法的贯彻和军事战略的配合,如此既进一步赢得了中央王朝的信任和好感,也通过平叛肃清了威胁景东傣族安定的力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景东傣族土司实行的各种政策都以中央王朝为风向标,文化、经济、军事各方面行动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化色彩,如果说臣服和服从中央王朝是景东傣族土司的政治态度的话,那么行政、文化、经济、军事上的各种作为都算作是政治态度的具体实践。
  在实践中,有两个结果是令我们吃惊的。一个是景东傣族土司政治态度的持久性,从元朝到清朝,共700年左右、20多任土司,都能够一直坚持阿只弄定下来的政治基调,期间只有两次冲突的记录,第10任知府陶金毒杀了朝廷派来的千户卫官,第23任土司陶熊因僭权而被革职,但从这两个具有强硬作风的土司身上更能让我们看到他们牢固的政治态度和从优的政治待遇。
  从事件的发展结果看,陶金也只是“反官不反帝”的态度,虽然反感朝廷流官而杀之,但对朝廷旨意绝对遵从,所以才有“征战有功,帝赐蟒衣”的故事。而陶熊违反朝廷的民族政策,也只是陶熊一人获罪被罢免,并未波及动摇景东傣族土司制度,可见深受朝廷信任重视。也可以说,“忠诚”二字是景东傣族土司千年长存的至要“法宝”。
  再一个就是景东傣族土司能够充分利用政策的“反哺”功能来壮大自身力量、巩固自身发展,无论文化的汉化、经济的屯田、军事的征战,除了赢得中央王朝的信任外,还客观上推动了本地相关领域的发展提升,景东傣族土司在实力悬殊的政治博弈中站稳脚跟并分得“一杯羹”。
  此外,古老的景东人民的勤劳自强也是不能不提的,在这块神奇肥沃的土地上,农业经济一直繁荣发展,通过《蛮书》的记载,我们知道这里以五色布为代表的纺织业、茶叶、青纸、大缅纸、油纸伞、笋叶帽等特产做工精巧,质地优良,既有力地改善了本地的生活面貌,有的还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影响,据载汉武帝以“越布”为衣,就出自古老的傣族人民之手。

儒林正史书院文人的背影    
  景东县的历史文化可以归纳为“府院文化”,府指陶府,也就是以陶府为代表的傣族土司文化;院指书院,是从明朝开始兴起并逐渐兴盛的儒家文化。陶府的存在是个神话,景东曾经林立的书院在一个边陲山地又何尝不是一个奇迹呢?
  据《景东儒学》载:“景东儒学,初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原属于卫所,建在城外。”这段记载揭出了景东儒学兴起的原因,就是明朝派来的汉人卫官的推动,当然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潜在原因就是景东少数民族的开放接纳。
  儒学之兴给景东带来了可以和陶府文化并驾齐驱的儒学成就,集中体现在学院建造和人才培养两个方面。
  据李开运汇编的景东文史资料,景东的古代书院以明、清两朝最为鼎盛,先后共有八座,其中明治书院最早,建于明朝弘治年间,到清朝初期已毁,最晚的是建于清朝光绪年间的碧松书院。中间还有新成书院、开南书院、保和书院、兴文书院、兴隆书院、麟凤书院等。需要说明的是,按照今日的行政区域划分,有些书院所在地并不在现今的景东境内,如碧松书院是在镇沅县,但当时陶府辖区远远超过今日的景东辖区,因此将景东傣族土司时代的各种建筑都划归景东所有。
  开南书院是景东历史上最著名的书院,也是现在景东最著名的文化遗迹。该书院建于康熙四十年,由景东府同知茹仪凤倡建,经多次毁坏重修,院址多次搬迁,最终在玉屏山麓下定址。它是景东历史上办院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书院,在滇西南书院群体中享有盛誉。
  在当时,开南书院是为清代科举制培养人才的摇篮,这里走出过如程月川、刘崐、刘体书、侯应中等著名的文人和官员。以开南书院为代表的教育机构,培养出了多位进士和大批的举人拔贡。据统计,景东共出进士4人、举人114人(其中文举人占八成)、贡生近300人。
  景东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历史文化名人多集中在这一时期,程含章、刘崐、曹鹤鸣、戴家政、吴诒沣、谢遇清、黄炳堃、侯应中等,他们生前以超凡的才华和良好的政绩成为景东的骄傲,死后仍是景东人骄傲的历史底气。这些人大多具备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就是兼具文人和政客两重身份,受“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很大。难得的是,他们为官清廉有为,为文名扬古今,在政坛与文坛都留下了清名和美誉。如关于程含章的“程三大人”的动人故事至今还在流传,他的《岭南集》等著作令钱用中等著名文人都大为折服。
  书院和文人的存在给处于边陲山地的景东增添了异常的书香与文气,为这块被标签为“蛮夷”的地方多了儒雅、俊逸的气质格调。可以说景东之大美有二,一是无与伦比的山水,二是山水间的生灵,生灵就包含着生于神山灵水、熏于书香卷馥的景东人。
  抚今追昔,或许正如黄桂枢的《七律》所写:横断东西对峙峰,川河九曲润桑农。银生节度言南诏,洪武卫城话傣宗。无量深山藏彩凤,哀牢峻岭卧青龙。锦屏古镇腾飞起,富丽彝乡展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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