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起来和朋友们相约一起去吃早点，在去的路上，大家总离不开那句玩笑话——山头人吃什么早点，现在只是挂在嘴边的一句玩笑，但在过去尤其是我童年那个时代，山区里的人是不习惯吃早点，那时改革开放刚开始没几年，农村还没富裕起来，一天就两顿饭，连早点都吃不起，娃娃到了七岁还在穿着开裆裤，光着一双脚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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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八岁那年入的学，那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拿不出钱给我们姐弟几个添新衣裳，母亲拆了一条白布口袋剪下来一针一线的为我缝了一件衣裳，鞋子是邻居家一位爷爷用竹篾片打出的草鞋，迈着咔嚓咔嚓的脚步，拽着父亲的衣角赶去上学。下午回家，母亲用几十块碎布用她那小巧玲珑的手为我缝制了一个书包，一直伴随了我两年，有一次去山上放猪，那个可怜的书包被自家的猪撕成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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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什么都缺，缺钱、缺粮食，对于小孩子来说最缺的是那诱人的大白米饭，家家户户吃的是粗粮，用一口木甄子把玉米面做成一小团(我们叫它面果)，那味道脆香可口，再往碗里加汤，嚼起来更香，但父亲从不让我们碗里加汤，因为喝汤消化的快，肚子也就饿得快，我们只有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喝上几口。除了逢年过节，一年难得吃上几顿白米饭，母亲偶尔会煮一两次米饭，但也不是全是米饭，上面会加一半的面果饭，每逢遇到母亲用锣锅煮饭时，我们姐弟几个争相去夺饭勺，拼命往锅底挖，挖得越深得到的米饭越多，这时母亲总会走过来为我们姐弟几个主持公道，不动声色的抢了饭勺，一双筷子插到底，把锅底的米饭一点一点的挑起来和面果拌在一起说：“这样最公平，人人都有份。”这时候，父亲坐在火塘边吸着咕噜咕噜的烟筒，看着我们馋猫似的哈哈大笑。笑声过后很多时候是一声长叹，一群娃娃嘴张口就要吃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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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父亲才会对我们说：“娃娃们，去山上拿些青松毛回来，我们杀鸡煮米饭吃。”这时候姐弟几个欢呼雀跃，争先恐后的上山把拿回来的青松毛铺在堂屋中央和神桌面前。父亲把带有青松毛三叉树枝插在神桌上，抱着鸡在神桌面前鞠三个躬，才把鸡杀掉。母亲对父亲说：“娃娃他爹，杀鸡就不要煮猪肉吃了，过几天要请工看客人呢！”父亲“嗯”的一声回应着，母亲就这样剥夺了我们吃猪肉的权利。尽管没能吃上猪肉，但我们几个小孩子美美地饱撑了一顿香喷喷的大白米饭和甜甜的鸡肉汤，这个时候父亲不反对我们喝汤，过节嘛，再苦再累也不能苦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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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时候粮食不够吃，就只能去打青荒，打青荒就是庄稼还不到成熟的时候，家里已经没有了粮食下锅，就去地里掰些还没饱透的玉米回来，在煤油灯下把包谷一粒一粒的剥下来，再用手推磨磨碎，第二天在里面加一些萝卜叶子和玉米面捏在一起蒸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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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时，没有早点吃，很多时候空着肚子上学，不到两节课，肚子就毫不争气叽叽咕咕叫起来，只有到了秋天，玉米熟了，母亲天不亮就起床，烧起一堆大火，掰些玉米烧给我们在路上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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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看不起电影，只好等十冬腊月，别人家办喜事，才能看上几场免费的电影，只要不超出十公里的路，一群群的大人和孩子打着手电筒去看，有的人家全部分出动，看完电影回来，发现家里的鸡被别人偷去杀吃了，这时候才懊恼不已。有的时候想看电影就悄悄把家里的鸡蛋偷去换电影票，第二天，母亲发现，少不了一顿狠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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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过去了，农村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有漂亮的瓦房，天天有米饭吃，顿顿有肉吃，吃早点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村村寨寨点上了电灯，村村有了公路，家家户户有自己的电视机，再也不用跑去十多公里以外看电影，用鸡蛋换电影票，想到哪骑上摩托一阵风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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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童年的那些岁月，将在我心里永远不会抹灭，改革开放三十年，是辉煌的三十年，那些童年的日子一去不返，如今父母亲也是白发苍苍六十多岁的老人，他们和小一辈一起见证了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意味深长的说：“改革开放，一切都得感谢党的领导，感谢邓小平给我们带来的新生活，现在的政策越来越好，只有懒惰的人才没有饭吃。”我能体会父亲的话，父亲是一名普通的老党员，当过生产队队长，后来当几年的社里的会计员，随后就退了下来。
（注:2011年旧稿，拿出来晒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