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稿，2011-11)
秦若不以武力兼并六国，那么七国之间逐鹿称雄的纷争就没有了局。大秦皇朝命祚虽短，但秦王朝一统天下为后世中华族群奠定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其首创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垂直行政管理模式更是一直为后世沿用直至今日共和朝。今时而言，这一伟业因历史的久远我们不免将其轻描淡写，其实谓之不世之功绝不为过，我们只要看看欧盟政治、经济漫长坎坷的整合过程就多少能明白：欧洲人若非经历了乱世危局两次大战惨况空前的刻骨之痛，也不会促成走上一体化统合之路的政治共识。秦王的强权一统则避免了类似欧洲因均势失衡而引发的各方结盟混战并最终导致的空前人道灾难。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一对于中华文明史的经典论述正是对数千年来历史现象掩盖之下的客观本质的判断：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各区域的多样性纷繁复杂，因而各地理区域中经济生产的起落参差必然破坏政治上的全局均衡，所以“合久必分”；散沙之局或迟或早会催生有号召力的人物领袖群伦、济世扶危，基于中华各地区存在着文化上基本层面的同一性，因而天下一统解危求稳顺势应心，所以“分久必合”——这“分久必合”即得之于始皇帝之种因。
有不少的历史研究评价始皇推行所谓的专制苛政，实乃其时形势所迫。秦王若非睿智开明，麾下就无这么多的能臣名将，秦国也绝不可能积聚如此强大的国力崛起边缘、克尽一统中原大业，秦王也就不会成为后世所论的秦始皇了。其实战国春秋之时，各诸侯君王能力识见虽强弱各异，总体上从善纳谏可算具备朴素的民主意识。然而，自从秦王一统六合嬴政就被指责为专制苛政，恶名虽有一定的依据但并不充分。我们可以推断，秦王若一贯固执刚愎，李斯的《谏逐客书》就不会流传后世，然而置身于纷乱时局，嬴政作为秦君绝无可能以民主方式说服六国及其他弱小诸侯国共同走上消弭纷争的一体化之路，故武力兼并之后仍需集权方能将原先独立的各邦国掌控在体制之内。无需否认初定天下的秦王朝威权之下的重典严刑，但秦王朝执政者若能容忍异见的话，那么书同文、度同制等政策就不能强制推行。显然，中华九州既然还没有融合同化，如果按照西方民主之民族自决的原则，则又自然会回复到各诸侯独立自主的局势，嬴政先前大略筹谋的统一之举岂非纯属嗜武好战、无事生非？于是，结局终将又扯淡成列国纷争，九州的民生依旧时时处于兵凶战危的困境，又怎指望持久的安定？大秦以武力整合天下，国力透支严重殃及民生，又因史无前例所推行的郡县制模式的中央集权政治未趋成熟，兼之二世不肖，故秦朝命祚至十五年即绝也在情理之中，天下未久又起祸乱，这等情形已属后话。
秦始皇鼎定中原之后即南平百越又北击匈奴。百越之地大体上仍可算是农耕生产区域，但北方的匈奴是以游牧为主、逐水草而居的部落群体，其军事机动性明显强于中原族群，因此，强秦虽遣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军予之以痛击，但征而不服的匈奴始终是中原政权北部的安全大患。为防匈奴南下，蒙恬奉命征发大量民工在燕赵秦长城基础上，修葺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以大幅解除匈奴进犯所仗恃的军事游击机动能力，因而长城乃至关重要的国防战略工程，虽然在现代军事能力面前不堪一提，但于当时而言近似于共和朝的两弹一星。
今时的中国人意识中的中国概念由来已久，所以共和初年民众为了共同的安全广泛响应“勒紧裤腰带”的号召，但当时秦朝初定天下即大征徭役修筑长城，在六国的流亡遗贵的鼓噪下必然更招致亡国旧民痛上加恨、怨声载道。所以，政治的合理性并不符合特定状况下民众的复杂心态和正常诉求，因而极难排除当时反对势力的负面渲染，继而影响着今人对于历史的主观评价。当然，开明睿智的国家领袖应当具有良好的引导教化能力，必须为民众意识在现状和远景之间建立理解的桥梁才能获得社会对政策的认同或支持，可惜的是，我们不能要求两千多年前经济生产条件下的秦始皇也具备这等现代社会的政治素质。
始皇帝征召童男童女遣徐福东渡求药、驾崩之后大建陵寝，这两件事扰民伤财的定论是不容置疑的，但处于盛年的秦始皇寻求延年益寿的灵药即使是今日来看也不能就说是荒诞不经，以秦始皇的识见和智慧应该能够区分延年益寿和长生不死两种欲望的区别，民间的久远传说以讹传讹将这两者混淆毫不足怪。
泰山封禅自冕为至尊而君临天下，以不世的自信而取信于天下无非是一种原始的政治手段。“受命于天”固然是在理论上标榜了权力的合法性，但“命”之一字也暗含了上天将苍生的责任托付——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一点许多历史评论往往避而不谈，也许是因为后世皇帝多数辜负了上苍的责任信托，但并不表示原初理论的意涵缺失，这与西洋美利坚一再宣扬的“天赋使命论”并无实质的区别，同样容易成为野心者借来掩盖权益企图的口号。明末崇祯帝悲情自省“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即是直承有负天命，故“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朱由检自登极继位虽欲图整治，有心乏力终难作为，不过这份终极之家国责任意识临劫尚存，当为后世所敬。崇祯既然问责自戕、以死谢罪，那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就说不上是推诿之词，如果诸臣泛指整个官僚利益阶层，则其所论可谓点明事实而已。厘清此一历史典故，足以警示今时庙堂巍巍之责无旁贷。
皇帝一词自秦以降因众多暴君昏王而染上了许多令今人厌恶的色彩，然而这一对于国主的固定称谓源于上古的三皇五帝，直至今时我们仍将三皇五帝视为福泽后世华夏族的人文先祖，那么，谁能断言秦王嬴政取这两字成为定称之时就毫无仿效往圣先贤之信念？
历史因如此久远流长而蒙上了难以除却的厚重尘埃，既然历史都已经成了历史，所蒙尘垢也就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原本之或清或浊、是非长短于今究竟有何紧要关乎呢？
